无独有偶，在与广东省接邻的湖南省省城长沙，职业是省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孙平，也较早闻到从邻省传来的商品经济的阵阵气息。他在自己撰写的一份工作报告中谈到：“1992年，商品的气息使我意识到新的情况来了，……我趁当时‘广州双年展’的机会以行为方式放了《中国游戏1号·发行股票》一炮，随即购回了一批通常陈列在百货或时装商店中作为推销衣物的衣架模特，第二年便开始了以时装模特为媒介的《中国针灸》C部的生产。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就一直关注市场经济的兴起对人们心态的影响。《中国游戏1号》就是一个最早的尝试。只是因为行为艺术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而使我转向装置的艺术方式。因为我不仅希望我们的艺术作品具有指向当下问题的直接性和此在性，而且我还希望它们具有可流传的物质性，能成为一段消失了的历史的代言者。”(注2)这其中所谈到的《中国游戏1号发行股票》，是指92年月10月他借全国各地青年艺术家云集广州、参加《首届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简称“双年展”)之机，在广州美术学院发行“中国孙平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股票(A股)”并宣读招股公告等一系列行为活动。自制股票并公开招股出售，孙平以假乱真地模拟着当时风靡全国的炒股热潮，把官方不得不认同而百姓响应热烈几近趋立若鹜的生活景象引入艺术，这种针对当下社会文化问题的直接性和鲜活性，是架上绘画的风格、图式和技巧等形式语言所无法达到的，而其中渗透的嘲弄和幽默，是每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都能会心地体味到的。经过周密的策划，认真的细节构思和制作，以及突发性的操作而赢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孙平抓住了当时社会具有热点意味的敏感神经，并且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相融合设定了一套程序，即他所言的游戏规则。他并没有将自己刻意扮演着整个招股行为的主体，事实是他的预设的招股(包括文本、程序、现场反应等)规则的展开和实施，才是其行为的主体；换言之，他的行为的全面展开和观众参与，才是其行为得以确立的基础，因此他虽然与陈劭雄的此前作品《七天的沉寂》和《5小时》过浓的装置色彩有别，却也仍未把其自身的活动和生存方式作为整个招股行为的主体，准确点讲，这是件因随商业社会流程而设定的参与性的游戏行为，模拟性和反讽性是十分强烈的。孙平在这份工作报告中，已经意识到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两难境遇。一方面，有限的平面艺术语言不足以体现时代环境对个人精神意识和生存体验的影响，势必诉求于多种现成品媒材甚至非实体的行动流程和个人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行为艺术的完成需要足够的物质条件包括财力和人力，而当前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资金环境，并且往往还有来自接受和理解方面的滞后阻力，所以他在一次性突发炒作《发行股票》之后，随继转向装置作品的制作，说明了他的无奈，也暗示了行为艺术在中国必将历经坎坷之路，成为非主流艺术的极端一员。
如果说陈劭雄，孙平二人的行为艺术活动，起因于南方日渐浓厚的商品经济氛围对当代前卫意识的影响，那么，在被称为是按照国际惯例运用市场规则操作的第一次大型展览《广州首届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举办之后不久，远离沿海城市的甘肃兰州，一个自称为“兰州军团”的艺术家群体，却对集中炒作于南方的艺术促销与艺术包装以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种种因商品经济引发的艺术活动和表现形式，持极为慎视甚至是抵触的态度。成力、马云飞、叶永峰、杨志超、柳以忤等人，似乎是嗅到了从南方传来内地的各种艺术市场操作活动背后的危险气息，认为现代艺术尚可能被市场经济的推广所吞噬，而不少新潮美术时期的艺术家正被市场操作的热情所陶醉，一种机体腐朽的现象正在形成，中国现代艺术需要一场清理门户的革命。于是于1992年12月12日在兰州组成“兰州艺术军团”这样一个采取“自由组合、自然穿插”的组织系统原则的青年艺术家群体，并提出了实施行为艺术活动“葬”的一揽子计划步骤。1993年1月8日，他们用从医院找来的空白死亡通知书和讨论商定的讣告，邮寄给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讣告曾发表在《山西日报》上。而死亡当事人则是他们设计、用纸和泥制作的被悼词描述为“长期勾结批评家、画商、报刊编辑、制造人事关系、疯狂销售作品的艺术家‘钟现代’。”1月17日，‘钟现代’的葬礼举行。呈T型的会场前方是用冰做的悼词台，四周有六个黑色花圈，后面是骨灰坑，前面是躺着钟现代的玻璃棺材，他被制作为全身裸体、毛发俱全但却病骸白皙令人悚然，再往前是一幅10米长黑布，上面写有巨幅白底黑字“葬”和红底黑字“三打”、“三反”(指“打倒画霸，打倒画刊，打倒画贩子”，“反对找人，反对卖画，反对刊登”)的标语，被铺放在雪地上。军团成员在宣读悼词、呼喊口号、燃放鞭炮后，轮换穿上金红、全黑、全白葬礼服，面戴口罩，由四人抬起钟现代的棺材，缓缓走向市区，从兰州18中学经五泉路、酒泉路口、甘肃日报社路口、民族学院后门，至五泉山铁路桥，绕返18中校院，沿途路人顿足而立，震悚无声。最后，被汽油烧为灰烬的钟现代“骨灰”，被葬入小木箱内埋掉，至此“葬”行为艺术活动完全结束。较之于陈劭雄，孙平二人的行为活动范围只在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空间里不同的是，兰州艺术军团的艺术家们抬棺游街，穿越许多条马路，引起无数人参与、注目，其以清理艺术圈内门户的观念而在更为广大的民众空间、时间中影响并收集民众视觉经验和情绪反应的行为，使中国行为艺术第一次在开放的环境中与民众直接见面并引导后者参与，而其对死亡通知书、讣告、悼词、遗物箱的设计、制作和分布邮寄，又使“葬”活动在艺术层面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并得到了广泛的信息反馈。行为艺术快捷、灵活、针对性强、感憾性大、参与性多的特点，在“葬”活动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体现，它无疑成为上世纪90年代迄今为止，行为与社会、与艺术产生主动关系的较成功范例之一，当然它的实施成功与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文化发达地区因而较少来自接受与理解方面的干扰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二、 作为对象化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在中国九十年代的兴起和传播、发展，从其肇始之初起，便是沿着由观念对象化的行为到生存状态化的行为这样一条脉络发展着。陈邵雄、孙平、兰州艺术军团的行为活动中，艺术家主体的行为本身的语言张力并未真正被突出出来，勿宁说它是作为艺术家主体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态度观念的客体化、客观化或者说对象化而出现的。这种观念对象化的行为艺术形式的产生，是艺术家对静态的有限平面语言和物体语言的传达力突破之后的第一步，它被艺术家放大为动态的多方位的社会与自然因素，包括人及其它设施、物体和种种社会关系等无形有形的东西，说明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是投身到或者说对象化到主体自身之外的客体上(这个客体包括上述社会与自然的种种因素)。这在1993至1994年的行为艺术发展实践中最为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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