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地处渝、湘、黔三省市交界地带，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互换承包地经营权，常发生在组际间、村际间、乡际间，甚至省际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村民小组间的地域范围常相互交叉，给农户耕种土地带来不便，互换承包地，可一定程度节省农户的人力和物力，提高生产效率，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这类纠纷一旦诉诸法院，审理中将存在如下问题：其一、互换土地农户双方均未按《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办理，违反十五条规定程序；其二、“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村民代表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是事前同意或是事后追认。一般情况，不同组间农户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组长和其他农户一般不反对，各农户亦认为他人的互换行为未损害自身利益，发生纠纷后，则对是否同意互换因可能影响与纠纷双方的关系，不发表意见。是否将该类互换行为一律认定无效呢？实难处理。本院正在审理文绍军诉周胜学、周云补确认承包经营权互换协议无效纠纷一案中，文绍军之父在第一轮承包后将建有酒房的0.8亩土地与不同组的被告进行互换，被告则在互换后的酒房烤酒，第二轮承包时，则将酒房部分的土地载入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此后，原告外出务工，被告办理建房手续后建房（价值十万余元），现原告请求确认互换协议无效。该互换行为违反《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应确认协议无效，互相返还承包地。因双方过错造成被告的建房损失，则应由双方承担。假如如此裁判，被告的损失是巨大的，原告亦面临难于赔偿的问题。
法律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该案中，被告建房行为经组、村、乡等同意，办理了相应手续，应视为合法，对建房部分则应考虑不予返还。其余土地则应予返还。该案审理中，为研究提出以上想法。但建房是经互换后的土地所有组组长、村主任同意的，被告修建此房，举全家之财力而为，按无效处理，损失巨大，甚至加剧矛盾，法院必将在上述两者之间作出取舍性裁判。
针对该案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规定》第十五条，建议增设：不同集体经济组织间互换土地，经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同意的，应当认定互换行为有效，但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若需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有效。这样，以利土地的“流通”，维护互换双方的利益。《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过于严格，在审理的此类互换纠纷中，无一遵从了该规定，说明该规定亦不贴进百姓生产生活。如果该类互换土地因此而一律认定无效，显然从制度设置上就产生不稳定的因素。要想农户遵从你的规定，就必须要被百姓的普遍接受，否则，规定的设置形同虚设，只有发生纠纷的此类互换受到了司法审判的调整，那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此类互换仍将继续存在。
3、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存在普遍性问题。
我县有十四万余农户，现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纠纷所占比重极低。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否则，长期存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引发纠纷罢了。具体讲，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存在以下普遍性问题：
第一、第一轮土地承包发生在1980年、1981年，虽成为历史，但当时我国土地承包处在探索初试阶段，我县农村大量的家庭承包，无土地承包分户清册，无土地承包合同。
第二、1998年开展的第二轮土地承包，虽在《土地承包法》公布实施前发生的，实质上是对第一轮承包土地的延包，所签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座谈会同仁提出了以下问题：①发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所在村委会（或居委会）安排人员统一填写的，甚至承包方的签名也是由工作人员填写的；②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承包土地发生了微量变化，比如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农户，现分立成两户，对死绝户土地、婚进婚出人口、新增人口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政策规定进行必要调整，但缺乏承包人对实际承包土地的确认；③第二轮土地承包发生在1998年，我县以当年7月1日为承包的起点时间，在填写承包合同后，颁发到农户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迟缓，有的农户在几年后才拿到证书；④承包合同书在发包方与承包方订立后，并未让农户当时持有，而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附有合同，农户持有证书后，才清楚自己承包土地的范围和权利义务；⑤农村自留地，未纳入承包合同承包土地范围，自留地、饲料地是农村大集体时分给各家各户的，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未纳入承包范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亦未作为承包土地进行发包。农村自留地纠纷大量存在，因无合同、无证书，此类纠纷的处理难度更大；⑥我县少量农村未签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未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述因素的存在，将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大量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审理任务将是十分繁重的。
4、过境高速公路和其他建设征地中可能引发大量的征地补偿费用纠纷案件。
重庆至长沙的高速公路秀山过境段长达48公里，征地工作已全面展开，有关部门正在认真做好高速公路的征地补偿工作。征地补偿费落实后，将会在农户间因承包地、林地、荒地、林木、自留地、房屋四至界线不清等因素，引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这类纠纷甚至会发生在农户内部成员之间，也可能引发征地补偿的行政案件。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对征地补偿费用的性质作了明文规定，但政府部门在操作中很难将上述规定落到实处。
按《解释》规定的精神，征地补偿费用有三，其一、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对物的灭失的补偿，青苗补偿费只有是补给承包方或青苗的实际投入者，附着物补偿费补给附作物的所有者；其二、安置补偿费，性质是对承包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可能出现被发包方截留的案件；其三，土地补偿费，性质是对所有权人的补偿，集体所有的土地，则土地补偿费应归属集体。在座谈中，与会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情况：①支付农户的征地补偿费用，只惯以土地补偿费的名称，未按解释规定作三个层面的划分；②将土地补偿费一并支付给农户，谁的承包地被征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一律归被征用土地的承包户，将来，可能引发集体经济组织请求确认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的案件；③一地双包或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林权证有相互交叉部分存在，在征地部门作出补偿时发生争议，此类纠纷，应以权属清楚为前提，意味着，首先存在政府部门对林地权、土地使用权争议作出处理或承包合同纠纷经法院裁判后，再行分配已征地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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