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下册语文吆喝作者萧乾介绍
此刻，1999年1月27日，我们坐在一起谈论萧乾先生其文其人，我以为，这也有在文学领域里总结二十世纪的意义，或者说是这个总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吧。不管围绕萧乾有过些什么样传说的迷雾，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包括成见与偏见，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以30年代文学创作和书评、编辑工作的实绩，40年代人生采访的实录特别是有关二战欧洲战地的现场报道，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后者尤其具有国际影响，说起当年欧洲反法西斯的战地记者，不能不数到中国有一个萧乾。
随后萧乾遭到了封杀，文学史上不见了他的名字，接着是不仅对其文的封杀，进而为人身的迫害，既有精神的折磨也有躯体的摧残。就我所知，这一切从郭沫若署名的一篇”檄文”开始。
那就是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1948年2月10日脱稿”，再过几天就将纪念它的五十一周年了。当时刊发在3月1日出版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文章声讨所谓红黄蓝白黑五种反动文艺，最后一种以萧乾为典型，加以“妖魔化”，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高贵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色监察，黄帮弟兄，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着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我想不须再赞一词，今天任何一位心理健康正常的读者，都会对这一文风文体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看了此文，就知道所谓大批判并不自“文革”始，也不自反右派始;这不正是鲁迅指为“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的“辱骂和恐吓”么?鲁迅还曾有“才子加流氓”之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则二者仅见其一也。
我当时已经属于革命的群体，读过萧乾，却是不会被他“麻醉着”了;初读这一宏论感到“震聋发聩”，虽不免心存疑惑，但觉得“大有来头”，部分地被郭沫若“麻醉着”了，以致将信将疑，我想当时有不少要求革命的文学青年，大约都是类似的情况。
在此情此景之下，1949年初萧乾做出从香港回大陆的选择，杨刚、李纯青的说服动员起了重大作用，萧乾应是把他们当做可以依赖的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的。最后拿“大主意”的自然是萧乾自己。他思前想后当然有很深层的内容，而他后来回忆中曾说，他想起童年在北京看到的“白俄”的处境，他不愿意在国外当“白华”云云，我相信这是最核心的真话。而且他看到了美国正在搞麦卡锡那一套，并不以为彼处有仙乡;他在西方世界有所亲历，在当时《大公报》又正从事国际问题评论，不会幼稚到认为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的圆吧。
www.kuaixue5.com郭沫若这个革命左派这篇战斗大文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萧乾。连《大公报》尚且不保，遑论一个记者，一个文人!这里说到《大公报》，这是一个办报者表白为民间立场，而革命左派指为“政学系”“御用”的报纸，由于它在二十世纪中国报刊史、舆论史以至政治史上的特殊地位，“千秋功罪”，是值得认真评说的。我期待着一本实事求是的《大公报史》，我认为将《大公报》历史上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和内战期间的重要评论编辑出版，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附带说一句题外的话，关于《新路》。多少年来，萧乾曾因他一度受邀参加这份杂志(虽然他因远在上海根本没有参与具体筹划，后来又谢绝邀约去了香港)，这段历史反复受到审查，似乎当时受邀的一念也成了他的致命大病。此案作为萧乾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说已经澄清;然而，我以为，不来着眼替萧乾辩诬，假设他当时参与了《新路》的实际编辑，难道就罪在不赦吗?这本刊物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这两位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都划为右派，在他们的罪状中，创办《新路》该是一笔历史旧帐吧?他们的右派结论都已改正，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留没留下尾巴，是怎样为《新路》定性的?我以为时至今日，我们不是从人事档案的角度，而是从现代史的角度，应对这一份杂志有个准确的看法。出版自由，是指不同的出版物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批准《新路》的注册登记，是他们还要标榜”出版自由”，然而，不久，他们还是像查封上海几家报刊那样，禁止《新路》办下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虚弱得听不了任何一点不同的声音;在最后查封《观察》后不久，南京政府也就垮台了。
对于《大公报》的立场，有一个至少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说法，叫做“小骂大帮忙”，大概就是说它虽然对国民党也有所批评，但根本上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是要改善它，也就是维护它的。这个说法不知其来何自，但我猜是来自当时的革命阵营，因为我是在1948年听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这样评价的，人很年轻，显然也是从自认为可信赖者那里听来的。有趣的是，萧乾在1957年短时期的“鸣放”中发表了有限的文字，特别是成为批判重点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在作者，他是“七分肯定，三分批评”的，这不也正是“小骂大帮忙”吗?怎么就成了企图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状了呢?没有法治，言出法随，以言定罪，就会以随意性代原则性，发生多重标准、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等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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