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实在困难。这像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夸自己有本领，别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来评量指责，杂乱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出来。这样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来指出过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我常想念魏征遇到问题时随事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都会显现出来。”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应这样做。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从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何必苦谏？”褚遂良回答说：“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首创奢侈yin逸，就是危亡的开端。有了漆器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做。金器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做。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不起作用了。”太宗说：“你讲得很对，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当，不论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将做完，都应当及时进谏。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有时臣下进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同意做了’，终究不肯停止改正。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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