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济民是武昌起义的军事指挥人员，他带领一支部队攻进了湖广总督署，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义后被公推委用为各部稽查长，蔡济民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在护法斗争中为地方军阀所杀。黄兴称赞他是“鄂省军中之巨擘”。所谓“巨擘”，就是可以竖大拇指的人物。
民政部不同于今天的民政部，它是相对于军政而言的，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部长相当于今天省长的职权。这张照片中的人物叫汤化龙，是原湖北咨议局议长，当年正是在红楼办公。武昌起义成功后，汤化龙约集原咨议局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人、旧军官联合组建了鄂军都督府，并被推为民政部首任部长。
军令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主要职责为秉承都督命令，发布军令，调遣军队。都督黎元洪曾经兼任过军令部部长一职。
军务部主要负责军务行政、军队后勤工作。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曾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后来蒋翊武也出任过军务部副部长一职，“首义三武”均汇集于此部。
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此陈列分为七个部分，以九个展厅全景式地展现了武昌起义历史。
序厅正面弧线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主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画面下方的一行立体字是提示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人物像下方影像是取材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反映的是湖北新军攻占湖广总督署的场景。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未能逃过列强的魔爪。自18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今天汉口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建立租界。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专制统治也日益深重，在双重压迫之下，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一位。这位张公是推动湖北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人物。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其主要措施有三条：
一是办工厂。最有名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
二是练新军。甲午战败，张之洞深受刺激，认为军力不强是致败之因，所以开始在湖北编练一支有别于清八旗的“新”军。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新特点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为时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到张之洞离任时，他给湖北留下了两支部队：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共计约1万5千人。
三是兴教育。人才的匮乏也让张之洞痛心疾首，新政期间，张之洞开办了许多以传授西学西技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当时流传一首《学堂歌》，其中有一句说：“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以说明湖北教育的兴盛。张之洞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美国、西欧求学。其中尤其以派赴日本为多，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湖北籍人数位居第一。后来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和吴禄贞等都是张之洞派到海外的留学生。
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了条件。
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发端于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首领为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他们密谋发动“勤王”运动，以逼迫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制。但事败，唐、傅被杀。吴禄贞也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远赴日本，得以侥幸逃脱。在日本他与其他留学生有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们或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国起义；或创办革命团体，联络同志，发动军队。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张难先、朱元成、吕大森、曹亚伯等志士组织之下成立了。这幅画中昂然卓立的年轻人，名叫王汉，是科学补习所重要成员。他奉行暗杀主义，认为杀掉几个清廷大官就可以动摇清朝统治根基；于是乔装改扮，追杀清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铁良，可惜射术未精，结果以身殉义。他在临行前，给新婚八个月的妻子留下一首绝笔诗《别内》，最后两句是“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表现了王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王汉牺牲时，年仅23岁。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革命团体是日知会，首领是刘静庵，后来遭叛徒告发，日知会遭政府查禁，刘静庵被捕入狱，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张难先在刘静庵牺牲后，请画家张善子画了一幅刘静庵画像，以寄托自己的追怀之情。后来张难先还请了许多民国的名人在这幅画像旁题辞，右上“正气长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题写的，“英威不朽”则是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日知会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十几个革命团体，并在辛亥年间，逐渐归流为两个齐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社长是湖南人蒋翊武，湖北共进会会长是汉口人孙武。两个团体都坚持以发动军队投身革命为革命方略。经过湖北众多革命团体的努力，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5千多人加入了革命党。
1911年夏秋间，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军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第3l标及32标1营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带领下，赶赴四川。湖北武汉城防相对空虚，这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信心。而这时，在上海由宋教仁、谭人凤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抛开门户之见，合而为一，组成统一的临时指挥部，策划起义，他们的起义计划得到了黄兴的赞同。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印信、钞票，只待时机成熟。
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一件突发事件有关，这就是宝善里炸888弹案。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888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屋内浓烟滚滚，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们将房间团团围住，搜出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四闭城门，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凌晨，三人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了，晚八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响起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在共进会代表熊秉坤带领下冲出营房，奔赴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弹，并推举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吴兆麟下令打开中和门（也就是今天的起义门），迎接炮队进城，并兵分三路，围攻清督署。经一夜激战，督署被炸成一片瓦砾，湖广总督瑞澄仓皇逃窜到“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督署被攻克时也望风而去。次日凌晨，十八星旗插在了警钟楼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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