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约完成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年~1307年）间，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它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而且从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称得上是“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流传广泛，刻本最多。仅明代刊本就有60余种，有徐文长、徐士范、王伯良、凌蒙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诸家为它校注过，又有李日华，陆天池的“南西厢记”，以及其他文人歌颂西厢故事的作品。明清时期还出现过很多《西厢记》的“翻”“续”之作的，但其社会意义不大，艺术成就不高。新中国成立后，《西厢记》的研究更是呈现蓬勃的新气象，新的校注本和各种研究论著不断涌现，并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之中，《西厢记》已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
《西厢记》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也是世界文艺中的瑰宝，在中国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的问世，比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早三个世纪。因此，即使把《西厢记》置于世界文学发展史来考察，它的出现也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奇迹”。18世纪末，《西厢记》和《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伟大作品一起，被提到和封建正统文学尖锐对立的地位上而得到新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它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在现代各主要剧种中，几乎都有有关《西厢记》的剧目，而且在国外出版和上演，赢得了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和赞誉。
一千多年来，〈西厢记〉所选用崔莺莺与张生恋爱的故事题材，曾以小说、诗歌、说唱、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在各个历史时期一再出现，几乎是不间断地流传着，直到今天依然为人们所熟知，影响到今天各种地方戏曲、小说、说唱等，甚至影响到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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