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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静”二句用正叙点出五柳先生最本质的情操。正因为不为荣名利禄动心，所以能守志不阿，也因此才高出于流俗之上。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这话是比较能说到点子上的。“闲静少言”与“不慕荣利”相照应，“闲静”即不尚交往，“少言”即不喜应酬，也就是陶诗中所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二句前后呼应，互为补充。
下面集中描写五柳先生在田园中守志安居的生活情态。分四个方面写，中心则突出其悠然自得的情调。“好读书”四句是讲读书。对于“不求甚解”，解法一向很有分歧，其实它只是对下文“会意”而言的。意思是说读书不求对书的系统的深入的把握，只重在其中会己心、惬己意者，也就是从中寻找思想上的共鸣和感情上的寄托，作者《赠羊长史》诗说：“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是这种读书态度的最好说明。“性嗜酒”八句是讲饮酒。“造”当“到”解，“造饮”即到那里饮酒。“不吝情”是“不系恋”、“不在意”之意。亲旧招饮，造饮则醉，却不以去留为意，见出先生之意在酒而不在人。于酒有情，于人无意，把嗜酒之味写得更为浓足。作者《己酉岁九月九日》诗曾说：“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这几句便是写他醉酒陶情的意态。“环堵”五句是写安贫。“堵”即“墙”，“环堵萧然”就是四壁空空。“短褐穿结”是说穿的粗布短衣还破着窟窿，打着补丁。“箪瓢”分别是盛饭和盛水器，“箪瓢屡空”即饮食不继。“晏如”是安然的样子。吃穿住没有一样不困弊不堪，却处之坦然。不因贫夺志，也不因贫败意，见出先生的高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平和的一面时说，他“是个非常平和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可以帮助我们体会这里所写的境界。“常著”四句是写著文，他吟诗作文，用意也是在示志娱情。示什么志，娱什么情呢?就是本篇传记中所写的高志奇情：憎恶世俗，守志于田园，甚至是陶醉于田园。他借文章“导达意气”，自乐其志，所以忘怀于世俗的得失，以此自终。四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读书适意，醉酒陶情，安贫乐道，著文娱志。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勾画，一个坚守节操、不随流俗的“高人”形象便立起来了，活起来了。选材极精，造语极简，意足笔止，风神宛然。古人说文章作到好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陶文够得上这样的标准。
文章最后还有一段“赞”。“赞”是历史传记的一种体式，缀于传文之末。《文心雕龙》说：“赞者，明也，助也。”据郑振铎先生的解释，传文中记事有未完备之处，在“赞”中补足，即所谓“助”之义;传文中褒贬之意没有说尽，在“赞”中讲透，即所谓“明”之义。所以“赞”不是赞美，而是对史传正文的记事和褒贬做进一步的补充和阐发。本文利用这一体式，进一步揭示五柳先生的精神和展拓文章的境界。“黔娄”见于《高士传》，是齐国一个不受卿相之聘的高人。黔娄之妻的话见于《列女传》。“戚戚”是忧愁的样子，“汲汲”是热中追求之意。“其言”句意思是，黔娄之妻的话所说的，是五柳先生一类人吧。“兹”是连词，起承接作用，有“则”、“斯”之意。“若人”，这个人，指五柳先生。如果我们把《传》文中五柳先生的形象予以概括，那么也就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衔觞赋诗，以乐其志”。“赞”中这几句话成为画龙点睛之笔，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阐发得更为明晰，可以说是“赞”体的“明”的作用。“无怀氏”见《庄子》，“葛天氏”见《吕氏春秋》，都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陶渊明常用古史传说指称自己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黄唐”即指传说中的黄帝、唐尧时代。《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羲农”即指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赞赏五柳先生简直是无怀氏、葛天氏时代的老百姓，等于说五柳先生的生活是理想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文章的境界更高了，文章的思想也进一步升华了，可以说是“赞”体的“助”的作用。作者的《与子俨等疏》说：“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里写的显然是这种生活的折射。
www.kuaixue5.com《五柳先生传》在写作上的特色，还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我国史书比较发达，传记一类文字也出现较早。《史记》《汉书》都包括大量人物传记。但是这些都是史传，本质上属于历史。所以，尽管它们也具有文学性，甚至被称为“传记文学”，对材料也有重要的剪裁和取舍，但总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人物的生平事迹。《五柳先生传》不同，它是纯文学性传记，不等于人物的纪实。说《五柳先生传》是作者的“自况”，也只是在一定意义上讲，如果以为这就是陶渊明的全部真实，便未必妥当了。比如“闲静少言”四个字就很值得推敲。在对世俗一面来说，陶渊明是“闲静少言”的，所谓“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可是在另一个生活圈子里，他既不“闲静”，也不“少言”。他和田园中的农户“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和志同道合的佳邻好友“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都是“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另外，他在实际生活中也不是整天那样悠然。由于他是“欲有为而不能者”，心情并不能完全平静。五十岁时写的《杂诗》还在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对壮志未伸、年华虚度竟然焦灼到整夜不得安眠，哪里悠然呢!他的生活不断下降，“夏日抱长饥，寒冬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有时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向人乞讨去了，也是无法一味“晏如”的。他还写了《述酒》《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诗，写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那样的诗句，对时事的激烈情绪溢于言表，可见也没有完全遗世，成为无怀氏、葛天氏王国里的公民。所以《五柳先生传》虽是自况，却不等于全面纪实，而是创作。它不拘人物之迹而传人物之神。对于陶渊明来说，虽然并不符合全部实迹，却比任何史传的记载更能表现出陶渊明的风貌。它着重刻画出一种人物精神，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陶渊明精神”，这是作者理想的、衷心倾慕的、在诗文作品中竭力表现的精神，也是作者千百年来给人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精神。这就是艺术和典型的力量。《五柳先生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传记，开创了文学传记体，隋末唐初人王绩作《五斗先生传》，即承其流。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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